在中国首次授衔的历史中，许多将领因种种原因表示要辞让自己所获的军衔。尽管他们曾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，但许多在获得高军衔后，却因为心中对战友的感念，感到难以接受这些荣誉。虽有部分将领的军衔已显得不再那么高，但依然有人因对自己的军衔不满而闹出事端，产生了不少波澜。在其中，除了大家熟知的钟伟、王近山之外，还有一位将领因一些历史背景被授予了中将军衔。这个人便是聂鹤亭将军，他的经历颇为曲折，甚至为此后悔了整整一生。
那么，对聂鹤亭来说，中将的军衔究竟是高还是低呢？要弄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从一场特殊的起义谈起。
聂鹤亭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将领，他的家乡在安徽阜南。年轻时，尽管渴望通过学业改变命运，但因为家境贫寒，他屡次辍学，始终未能顺利完成学业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他并未放弃追求知识，依旧通过自学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知识储备。1921年，他考入了师范学校的体育系，尽管专业与他的志向有所不同，但他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，始终在各类考试中名列前茅。每当他翻开一本书，无论是多么枯燥无味的内容，他总能迅速理解并牢牢记住。
展开剩余79%在师范学校时，聂鹤亭接触到了一些进步的书籍，这些书籍的思想深深触动了他。他开始逐渐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，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初步的信仰。这时，他遇到了同样喜欢读书的许继慎，二人很快成了知心朋友。许继慎是安徽省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，受他影响，聂鹤亭逐渐参与了学生运动，并开始投身革命事业。
到了1926年，聂鹤亭决定放弃教书的理想，转而投身到军队，加入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。随着队伍的深入，他参与了北伐战争，并在攻击河南、临颖等战斗中屡次立下赫赫战功，战场上的表现尤为突出，几度为后续部队开辟了突破口。因此，他被任命为排长，1927年，聂鹤亭又参与了南昌起义，尽管起义最终遭遇失败，但他跟随朱德和陈毅一起保护大部队的转移。他当时担任第三大队副大队长的职务，这一职务甚至仅比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林彪低了一线。
然而，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，聂鹤亭与朱德产生了一些思想分歧。在南昌起义失败后，聂鹤亭选择了离开队伍，转而前往广州，参与了广州起义。起义失败后，他辗转进入了苏区，并迅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重要军事干部之一。在长征途中，聂鹤亭指挥部队突破了乌江，几乎以极小的代价便完成了任务，为后续部队的安全提供了保障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首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，随后又调至晋察冀军区工作，和吕正操、杨成武等开国将领地位平起平坐，指挥抗日战斗屡屡获得胜利。
但在新四军成立后，聂鹤亭与叶挺的合作也成为了一个话题。叶挺司令员觉得他和聂鹤亭合作默契，便计划将他调入新四军。但毛主席虽然批准了这项请求，却让聂鹤亭在离开之前再去一趟向自己辞行。聂鹤亭却误解了毛主席的意思，以为主席是要挽留他，因此未去主席那里辞行。虽然这看似只是一个小小的辞行问题，但它实际上包含了不遵循上级命令的严重问题。
这件事暴露出聂鹤亭个性中的一个弱点：他有时太过自信，容易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，忽视了集体领导和纪律性。这种性格特质后来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多次造成了不小的波动，也为他日后的失误埋下了伏笔。
在抗战胜利后，聂鹤亭来到东北，担任辽北军区司令员。当时，辽北军区总兵力已超过十万，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。在辽沈战役中，他主动提出进攻锦州，但这一建议未能得到上级的支持。随后，上级命令他围困长春。随着锦州和长春相继解放，聂鹤亭再次受命攻打沈阳，并在战斗中屡次取得胜利。然而，在沈阳攻坚战期间，他擅自同意了敌方53师的起义请求，未经上级批准，这一决定最终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敌军起义应当与总部的情报核对，然而聂鹤亭未加思索，便轻率地做出了决定，虽然这次起义成功，沈阳解放，但他也因此遭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。
上级指出，敌军师级单位的起义涉及重大安全风险，必须谨慎操作。聂鹤亭的行为若果真中了敌人的圈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并且，敌军在我军包围下才选择起义，按照规定应当视为“投诚”，而非“起义”，两者待遇截然不同。
尽管如此，聂鹤亭的军旅生涯依旧辉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成为了装甲兵副司令，1951年，他参加了抗美援朝，回国后依然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。然而，当1955年首次授衔时，聂鹤亭因获得中将军衔而感到十分不满。他向罗荣桓表达了自己的不解与不满，认为自己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远超不少上将，自己至少也该是上将。罗荣桓则回应了聂鹤亭的疑问，指出他过去曾因南昌起义的分歧离开队伍，且在沈阳城下私自做出重大决定，这些行为影响了他的评定。授衔不仅仅看功绩，还要考虑纪律性和政治素养，因此聂鹤亭的中将军衔已是上限。
经过这番解释，聂鹤亭终于冷静下来，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未能释怀。尽管如此，1956年，他最终被“补授”了中将军衔。聂鹤亭的军旅生涯从未有过停歇，但他未能突破上将之门，直至他去世。这一切，终究成了他一生中无法抚平的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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